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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3-20 19:53:49點擊:

達爾文物種競爭和納粹的滅絕 訪地質學家——許靖華

      多少年以來,主流科學家總在試圖讓我們相信生物進化論的科學性,近來生物學的分子理論也表明生物進化論是正確的。但地質學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卻表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反對,他認為:決定生物命運的是時運而不是達爾文意義上的強者。

      許靖華,1929 年生于南京,1948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地質系,1953年獲加州大學地質學博士。1970年在二個月地中海鉆探之旅后,他提出地中海原是一片荒漠,1975年得到地質學界的證實。1986年成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。1988年首次對新疆考察,提出塔里木盆地、準葛爾盆地在遠古時期曾是一片海洋。1994從瑞士聯邦理工大學退休。六年前他的《古海荒漠》、《大滅絕》先后在大陸出版,《大滅絕》成為暢銷書并很快再版,此書實際上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科學界。

      “什么是科學?科學就是找真理去!”一個初秋的上午,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一個普通房間里,許靖華用他那略帶沙啞、抑揚的聲音憤憤地向我說道,就好像今天的科學是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。許的不滿是針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。一百年來,達爾文的進化論總是在照耀著生物學 、地質學,尤其是人類行為的觀念,但身為地質學家的許靖華卻執意讓這個理論顯現出其不科學、甚至是邪惡的一面。

      “本來我是去研究恐龍,研究誰淘汰它,愈研究愈發現,這是一個很大的環境變化,是彗星掉到了墨西哥! 如果大多數物種的滅絕是由災變引起的,那么決定生物存亡的將是機遇而不是優越性。”十六年前許在他的《大滅絕》一書中,就開始激烈地反對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理論了。達爾文認為生物之所以能進化,是由于新種對舊種的淘汰,因為新種比舊種有更強的適應能力。然而“在這一故事中,幾乎沒有新物種摧殘和征服老物種的任何證據,相反,卻充滿了某種生物的滅絕引起其他生物發生危機的事實。”至今,許的幾十年研究讓他越來越堅信這一點。

      1984年,國際地質學界因他對地球科學的綜合貢獻,而授予他烏拉斯坦勛章—其地位等同于地質學界的諾貝爾獎,這也可能是至今唯一華人獲此殊榮。與很多科學家不同的是他的性格中反叛、雄辯的一面。比如在他認為是有問題的地方,他不忌于向主流科學觀念挑戰,這在給他的同行們留下很深印象的同時,也許會博得外行們的好感。“如果沒有他,地質學界將會相當枯燥。”美國一地質學家這樣風趣地評價許。在采訪過程中,許說:“我做學問不是跟在前人后面喊口號!”,但有時他為了表達他認為的一個事實,他會無意識地采用一種像是極端的話語。在采訪完臨上車前,他悄悄對我說道:“你剛才問我,大陸科學家水平怎樣,我告訴你,有個別能達到世界水平,其余的與世界水平相差100年!”。他的這種做事原則和心態卻讓他在同行里顯得孤獨和超前。在國際上,他同世界各地生物學家辯論達爾文進化論,被稱為打遍天下的“許大俠”;在中國大陸,他引進新的理論架構,沖擊當地地質學術界和實物界,人們稱他“許旋風”,因為許靖華旋風所至,“破壞力極強”。

      在解釋自己為什么會一度熱心于在“媒體科學”中寫作時,他寫到:“我們這些科學家都是實實在在的人,也許我們并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人物,但我們是個快樂的、偶爾爭論不休的大家庭,我們遠離現實瘋狂的世界,好像活在大沙漠內的小小綠洲之中一般。”

      這次,他是作為何梁何利獎評委主任之一來到北京的,楊振寧為該獎的另一位評委主任。采訪是從他的一本在海外出版的自傳書開始的。

      許:這本書是一個文學,到100 年、200年都有人要念的,不是真心就沒有文學。孔夫子講一個人三個時代,年輕時好色,中年好權,晚年好錢。我講好色,主要是講年輕人是要談戀愛。我十幾歲的思想是歐洲的十九世紀、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,是跟我父母、家庭、跟我的同學完全不同的思想,可是因為這一點呢,我非常的孤獨,我現在有成就的原因是跟這個有關系的。

      朱:這種孤獨當時持續有多久?

      許:我孤獨持續差不多是一生。我接下來要講,為什么有智慧的人不要賺錢,因為賺錢太苦,賺錢這一過程誰都可以做,不是很難,我假如是聰明的話,我要是生活高興的話,我為什么要去賺錢呢!?

      朱:對許多人,只有去賺錢才會快樂。

      許:我說這完全錯誤,你幸福只需要一定的固定收入,你現在也不要下海,當你要下海去,你會發現你沒有以前那個愉快的自由了,我其實看透了,我什么都看透了。

      朱:那么生命現在對你重要的是什么呢?

      許:是我一個做人,非常對我自己有尊敬感,我一生能夠做良心事,是我最愛的事。其他的,像我們現在看美國的萊溫斯基這種事,以前年輕時可能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,但現在我怎么可以做這種事情!如果現在用我的權,用我的事業去玩女人,這跟從前年輕時去找女朋友,是完全不同的。

      朱:這是不是因年齡的增大,你興趣的轉移?

      許:當然有膚淺的興趣的轉移,但基本上宗教是做人不愧人心,這是做母親的道德教訓。

      朱:宗教是你良心的標準嗎?

      許:不,我的良心標準是我覺得自己的良心標準,我不是看《圣經》,或者佛教,而是我母親、我的家。中國人講義氣,義氣也是宗教,中國人講恩,我不要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。這些是中國古代的道德,我能夠快樂就是這個原因。

      朱:你給許多人的印象是激烈地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,這是不是因為你也反對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?

      許:我不是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,我是把它的真理講出來,沒有生物的達爾文主義,只有一個達爾文主義。達爾文是去了解生物進化的原因,當時生物進化論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,法國科學家拉馬克認為是自然環境的變化造成生物進化。達爾文也和普通人一樣希望有名,做科學的常常這樣,我能夠有名就是把以前有名的人打倒。所以他當時寫進化文章,非常反對拉馬克。現在的科學家都認為他反對拉馬克的文章是不對的。當時地質學者比較無知,無知以后一定要做個假設,這個假設就是地球環境沒有變化,所有演化的原因是因為生物跟生物之間的競爭,然后自然淘汰。達爾文說變化后,新種一定比舊種強,新種就可以把舊種淘汰掉,他用exterminate(滅絕),這是非常壞的一個字,納粹主義用得很多,也就是從達爾文來的。他認為生物歷史就是這樣一個過程,但每一個歷史有它歷史的文件來證明,這生物的文件就是化石。我問生物學家,你們為什么相信達爾文,我說你給我一個例子,一種化石的種把另外一個種滅亡。我們討論了三個小時,我一個人對他們芝加哥大學整個生物系,之后他們講:哎,許先生,你是非常不公平,這個淘汰的事情是個非常非常復雜的事情,不可能有很簡單的證明。那我就說你講話很像基督徒,耶穌基督是個很復雜的問題,你要么相信,什么事情你都覺悟了,要么你不相信,所以你把這個進化論變成了一個宗教。進化論可以是歐洲的帝國主義,殖民主義,或者是以后什么主義用來把其他消滅掉的一個非常非常壞的主義,但造成這個主義的原因是達爾文進化論不是科學,是假科學,然后政客們就把這作為科學原理了。達爾文自己講過,那個華萊士也說過,這個進化論是從馬爾薩斯而不是從科學資料得到的。他的講法是,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有很多競爭,這種人把那種人消滅。但是動物、生物不是人類,人類可能是最壞的一個生物,你不能認為我們現在人類的社會關系就是以前生物的關系。生物關系現在有另一種生物界的學說,叫大家互助。俄國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講,人類假如沒有政府的話,就會是中國人講的人之初,性本善,它是好的。是政府造成一團跟另外一團來競爭,這是一個非常不自然的,是人類做壞事的起由。

      朱:人類社會確實表現為適者生存,優勝劣汰的現象,自然界中難道不會是這樣的規律嗎?

      許:沒有!比如講一架飛機失事了,死了那么多人,他們為什么死掉,他們不適宜啦!說適者要生存,這是強人的借口。相信達爾文以后,什么壞事都可以做。.做了以后,他講這是天理。

      朱:生物不是適者生存,而是幸運者生存,這是你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修改?

      許:這不是我一個人,現在差不多做古生物的人都這樣想,這個真理很多人看過,那為什么很多人都還相信達爾文呢?他們根本對這個問題不了解,你問問他:你看過達爾文沒有?他沒看過達爾文,你也沒看過達爾文,但小學里就講達爾文了不起。現在全世界的政客,常常是為小利,就把科學上的一個學術拿出來做愚民政策,這是我寫《大滅絕》的一個主要原因。我們中國人受它害,受死啦!最初的梁啟超,再以前是嚴復,他們講我們一定要跟歐洲人學。歐洲人講群,一群一群,它一個群就變成一個黨了。國民黨講我們漢族跟滿族去革命,共產黨講我們這個階級跟那個階級革命。我是認為,‘群’是人類最糟糕的事情。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良心,這世界會更好一點。我認為中國以前老百姓基本上是有良心的。現在歐美哲學到我們中國來,下海賺錢,這是非常糟糕的哲學。這種物質化,我叫它英國的商務主義,英國的商務主義后來到美國了,就變成美國帝國主義。商務主義把我們現在的二十世紀搞得一塌糊涂。我覺得現在我們二十一世紀應該對精神格外去了解,一個政府、一個人類沒有道德的話,是要死亡的。

      朱:說大量物種在一場大災難中滅絕了,這不難理解。但隨后大量新物種又突然地產生,即所說的生 命大爆發,這讓人覺得不好理解。

      許:這個很好理解的,物種變化起因一定需要基因突變,突變是因為外空沒有臭氧,因為彗星的原因在那時造成十年沒有臭氧層,沒有臭氧時,宇宙的高能顆粒跟生殖器上的細胞發生作用,這時就把基因改變。

      朱:當時的種主要是滅掉了,還是變異了?

      許:主要是滅掉了。變異是從存下的種,有的很快、有的很慢。

      朱:從發現的化石上能否支持你說的這個突變過程?

      許:這是基本的。我是應用化石的證據這樣講的。另外所謂生命大爆發,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軟體動物,它沒有化石。澄江化石群以后,至少有二億年的發展,并不是寒武紀突然來了一個大爆發,還是有比較正常的演化。

      朱:演化和進化不同嗎?

      許:演化是表示它變了。進化,歐洲帝國主義講我們是比猴子格外進步的。我認為人類可能最進步,也可能是最退步的。電視里用槍炮去殺人,這種事情我們不能講我們進化了,我們是演化了。演化是說可能變得更退步了、更壞了,不知道是好是壞。鳥比我們好,還是比我們壞,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  朱:看你的書會有這樣印象,滅絕恐龍那樣的天體災難是偶然的,人類的出現也是偶然的,并不是達爾文的天擇產生了人,是偶然主宰我們這個世界。

      許:完全偶然也不對,歷史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,是一個鏈。我舉個例子,放射性C14每秒鐘有一個原子變成一個N14原子,但是誰變呢?那就是偶然!你不知道哪一個要變,但是必然性就講每秒鐘一定有一個C14原子要變,這是歷史。群眾起來是必然性,個人起來它是偶然性。每年飛機要出事,但誰要去出事沒有人知道,但是可以預定每年大約有一千人要出事,這跟放射性一樣,你的個人是偶然性,但你的團體是必然性。

      朱:未來若有一天完全推翻了生物進化論,你會很吃驚嗎?

      許:我是要吃驚的。那些人反對進化論,是迷信、不科學的。我是反對達爾文主義。

      朱:但你反對進化論中的天擇理論。

      許:是,我反對它的理論,我不反對這個歷史的過程,生物有演變,這是科學的證據。至于有沒有上帝是另外一個問題。

      朱:現在還有什么讓你感到迷惑?

      許:想不透的東西很多,最迷惑的是科學。因為這些科學家多半是機會主義分子,智慧非常差,但他們覺得我們是了不起的人。現在很多科學問題解決不了,怎樣去治癌、治愛滋病,去找超導也解決不了,我說解決不了問題的原因很簡單,就是你方向指錯了。假如現在從上海到北京,你方向向西開,你可能開了一萬里,是進步了很多,但你再也回不了北京了,而你卻花老百姓的錢。我跟你講,現在最需要是把教育跟科研進行改革,我們一些大教授呀,基本上是一個黑后臺,專門黑黨騙老百姓的錢,為自己的生活過得非常高興,我們的薪水真是高了,我的薪水至少要比你們總統多出100倍。我現在要寫一篇科學黑社會,他們要教的東西,他們自己曉得沒有用。我們現在開礦的技能是石器時代的技能,因為石器時代挖出石頭,然后把金子提出來,現在應該要的技能是不去挖石頭,而是把溶液放進去,把金子拿出來。煤礦是中古時代的事情,你把煤拿出來,你應該讓煤在底下燒去發電去。石油是十九世紀的方法,種田澆水是新石器時代的方法……最聰明的人,你問他做什么,他說我們做科研、做高教。做科研、高教最狹義了!對人民服務,他們沒有這個能力,現在的教育糟糕得一塌糊涂,中小學教育格外糟糕,都是上千年的舊制度,一定要改革,主要的改革不是講不去背書去,不去考試去,而是解決問題去。

      朱:教育這方面西方人要做的好一些吧!

      許:沒有,沒有!西方、美國跟中國一樣的,這些人笨的程度比中國人還要笨。我生氣呢,因為我是中國人,在美國他說我是“瘋狂的中國人”、“瘋狂的思想”。

朱:你怎么評價大陸科學家?

      許:我現在在評何梁何利獎啦,中國科學家現在可能很少幾位能趕上西方做創造性的。但是我認為世界水平是非常糟糕。現在中國不要去找世界水平,什么是科學?科學就是找真理去。一個非常有思想的物理學家費曼先生說:我們找真理用的名詞是中子、量子,而那些做人文的人也去找真理,他們講愛、道德、信仰,怎么二個人找真理講得話完全不一樣?在牛頓以前,科學用普通話、用文字來講。牛頓以后,做科學的人開始用數學,普通人不懂數學,就以為數學是個神話,這是科學發展到二十世紀的一個情況,做科學的人現在基本上是愚民。真理,如果你不能用日常文字描寫的話,你沒有找到真理。比如現在講的相對論,相對論是講時間的觀念,哎,我怎么不懂……,整個相對論造成現代物理跟現實完全脫節了。物理學家就說,你不懂數學的話,你就不懂物理,他們造了一個人造的宇宙,他們的宇宙不是一個真正的宇宙。

      朱:我聽說相對論已經應用在太空探索中了。

      許:相對論跟太空飛機沒有關系,唯一跟相對論有關系的是原子彈。原子彈講質與能是可以相換的,即E=MC2。應該了解1瓶可樂=2塊錢,就是你把2塊錢放到箱子里,跳出來1個可樂,并不是2塊錢變成1個可樂。現在物理講,核子作用后核子的質變成原子能了,我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解釋,是你作了核子作用后,把核子中間一部分能變成動能,而原來一部分核子的質變成X射線,X光質量是零,但零不是沒有,零是講這個東西我測不到,這是現在數學一個很大錯誤。另一個錯誤方法是“等于”,“等于”是講1個可樂=2塊錢,但并不是一個可樂變成2塊錢,2塊錢可以買一個可樂。這二個欺騙,一個是“零”和“沒有”不分辨,一個是“等于”,讓整個物理騙人騙得很多。

      朱:聽說你有一項地下淡水專利?

      許:以前我們找井水,把污水放在河里,二十世紀我們用河水,然后把污水放在地下去。我的發明叫集成水路,它運輸時消耗很少,現在的運河,蒸發得很多。我的水路,它不蒸發,它在地下。澆地,葉子不需要水的,根要水,水用我的蓄勢集成水路直接到根上去,這樣就不浪費了,可能把用澆灌的水節省9 0 %以上。現在為什么永定河沒有水了,就是因為拼命用地下水,永定河的河床在地下水面上面。我現在要給你們政府一個建議:怎樣把地下水層灌上去,把用不完的雨水灌到地下去,那以后五十年,中國就沒有水荒了,而你把水變成地下水后,它就不變成河水了,你灌溉和防洪是一個方法。你們中國以前做了很大的運動,運動也可以做好運動,把防洪和灌溉水的工程讓群眾來做,可能一到兩年內,整個洪水和灌溉問題有一個新的氣象。

      朱:你曾參加過對地中海海底的探察,發現那里遠古是一片荒涼的沙漠,若對大西洋、太平洋也做同樣的勘察,會有多大意義?

      許:本來我們做18個月深海探井,那是非常有意義。現在已經做了三十幾年了,每年1億,做十年就是十億美金,做的事情一點用都沒有。現在科學、物理學也一樣。我跟一個朋友講,深海探井騙錢,他說你們騙的少一點,學物理的騙的格外多一點吶!

      朱:在你的《大滅絕》一書中,另一個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你的宗教情結,你暗示中國古代的“道”是我們這個星球最高的真理,它雖然存在,但人類永遠找不到它。

      許:我剛才講這個歷史,有必然性,也有偶然性。等會兒我走出去,可能汽車把我碰死了,但是這些事情只有上帝有眼睛,我們沒辦法知道。所以這方面講,我是非常信宗教,我們個人跟天比起來是沒有,是非常渺小的。我覺得很多人太物質主義了,好像覺得什么我都可以做,這不是我的看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來源:赤子雜志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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